民盟石家庄市委 龚 蕊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回顾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过的70年发展历程，对于民主党派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十分必要。
一、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政党制度
多党合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的重要内容。早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阐明了“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余各政党”的问题，认为共产党应该而且必须同其他民主党派进行合作，以实现夺取政权的最近目的。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尚未取得国家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多党合作只是一种带有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关系。至于这种政党关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要进一步制度化为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他们并没有作出明确同答。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曾提出并争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实行多党合作。但由于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的拒绝和破坏，这个设想也未能实现。而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党必须建立同其他党派的合作关系的思想，并在革命胜利后将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面临着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存在的多党合作政党关系，能否在抗战胜利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将要建立一个由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开始设想将多党合作政党关系转变为带有国家基本制度性质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重要标志。此后，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宪政》《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系统阐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当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从而确立了多党合作这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略。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确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据中国阶级状况发生的深刻变化，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明确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就存在多久，将多党合作提高到长期共存的战略高度。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明确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走上了制度化轨道。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2015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成为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实践表明，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现实的社会根基。
二、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新型政党制度
在当前世界政党政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政党制度相比较而存在，相互影响而发展。增强我国政党制度自信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地认识西方政党制度，在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
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西方没有领导党、“多党竞争”的旧式政党制度为比较参照的。从制度自身来看，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两大鲜明特征，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具有更明显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党制度的结构框架和现实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的是领导核心作用，它通过领导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它们之间主要是通过政治协商的“合作”关系而建构政党关系格局，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因而，在我国的政党制度结构中，“领导”与“合作”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反观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在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框架下，各个政党之间没有领导关系，虽然多党组阁、政策制定等也体现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主流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攻击、相互竞争的关系。由于它代表了不同阶级利益，没有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它们不可能有共同纲领和奋斗目标，只能是你上台、我下台，区分为在朝党和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要想执掌政治权力，只能通过激烈竞争，不择手段地拉选票，方能达到目标。谁都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决定政治权力说是选票，实际上是钞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就是以金钱关系为基础的。哪个政党没有政治资金来源，哪个政党就不能参加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即使参加了，也不可能开展全国范围的活动。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就通过向政党提供竞选的政治资金，控制和影响那个政党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承认“金钱等于选票”，“政治力量来自金钱”。号称最“民主”的美国，金钱和政治权力相交换，财团和政界相联姻，尤为显著。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特朗普竞选费用都很惊人，没当上总统的希拉里竞选花费高达12亿美元，就是这种金钱与政治关系的缩影。
也正是从上述意义上看，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与“合作”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协商民主”的形式，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发挥出其政治上的独特优势。
三、增强新型政党制度自信的根本在于切实提高多党合作制度的效能
一个国家政党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和优越性，不仅要看理论上是否科学，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于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因此，增强我国政党制度自信，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关键是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切实增强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作用，是增强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民盟河北省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促进履职能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近年来，做好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成为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重要着力点。民盟河北省委按照中共河北省委工作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多次围绕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旅游扶贫等主题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专题调研活动，为我省脱贫攻坚决胜积极献计献策，切实增强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实践证明，民主党派积极作用的更好发挥，才能真正实现多党合作效能的水涨船高。
切实增强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必须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以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的，多党合作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水平。一要加强学习，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是搞好合作共事的前提。作为民盟盟员，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二要增强政党意识。有了政党意识，才更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才会有政治协商的针对性、民主监督的主动性、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三要不断加强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事、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重视研究解决在履行职能、自身发展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
发挥界别优势，增强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作为政协的组成单位，民盟组织负责人要认真参加政协召开的例会和组织的集体视察活动；作为民盟界别的政协委员，必须认真履行政协章程规定的职责，珍惜和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了解社会最新动态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了解群众的情绪、困难和要求，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呼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彰显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