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秦皇岛市委 杨 卉
1949年秋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这个历经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见证封建王朝兴衰500余年的建筑，即将见证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同时还有30余万普通民众齐聚在天安门广场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
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用那独特的湖南口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这声音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被欺辱、被压迫的历史已经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屹立在东方，4万万人在那一刻同时欢呼呐喊，迎接新中国、新世界、新生活。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欢呼和呐喊真诚和由衷，因为中国人的腰已经弯得太久了，这一刻“挺起腰杆”已经成为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压迫，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沉痛的灾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谋求民族独立; 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以谋求国家的民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以谋求国家发展，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近代中国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抗日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官僚利用职权、私人参与投资企业，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政府机关的官吏非党员不用、参政员只是政府指定或圈定、国民党的法令繁多而民不聊生、军队吃空饷缺乏斗志，国民党的政治是一党专政的党制。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共同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国家危亡仅悬一线。为抗战救国实行民主，必须扫除一党专制腐化的政治。只有民主才能全国团结，才能挽救国家的危局；只有团结人才才能集中，政治才能革新；国家要达到真正的统一，必须先要团结，要团结就只有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力量团结在共产党周围，齐聚“特园”共商国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孕育形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政治协调制度，是在这里实践，逐步完善最终成为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法宝，这里是名符其实的“民主之家”。
“特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嘉陵江畔，上清寺的西南角上，是爱国人士鲜英的私宅，建于1931年。主楼为“达观楼”，因鲜英字“特生”，故以“特”字命名，称为“特园”。
20世纪30，40年代的重庆，提起“特园”是大名鼎鼎的，不但是国民政府常期监视的场所，更是社会贤达、知识分子、民主活动家眼里的圣地，甚至被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董必武老先生称为“民主之家”。众多风云人物在那里聚集，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在那里探讨，当时特园的民主活动，就像张澜老先生撰写的对联形容的那样：“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扺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可以说特园是20世界40年代中国的民主历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在这里萌芽成长成熟；中国民主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这里诞生。
1938年至1946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在重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特园就是重要的活动场所。周总理会见各界人士、团结和指导各民主党派民主进行抗日民主斗争、帮助和争取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很多工作都是这里展开的。那时的特园高朋满座，周总理、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张澜、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李公朴、陶行知、谭平山、柳亚子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琛等也常来参加活动。在这里周总理团结一切希望国家民主团结的进步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有很多重大政治问题，就在这里商议决定，政治协商在这里显露雏形。
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第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前经历了长沙会战、淞沪会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战争的泥沼，上海、南京、太原、徐州等地相继失守。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虽然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但是大片国土沦丧，用国士换时间虽然暂时解决了国民党节节败退的燃眉之急，但当局的抗战积极性却急转直下，抗日战场上的松懈让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又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组织8万国军伏击新四军，新四军英勇抗击，几乎全军覆没，公然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掀起第二次反共最高潮。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国家危亡同室操弋的无耻行径，引起众多爱国人士的反感，迫切需要参与国事，表达政治主张的渠道。在悲愤之中张澜、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17人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明辨是非强调枪口对外，奔忙于国共之间，几经酝酿由上述人士发起，在“特园”秘密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开始有组织有部署的提出政治主张，为后来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组织条件。
张澜于11月中旬在“特园”与国民党以外的部分参政员，包括中共的董必武、邓颖超等共23人，在“特园”交换意见，酝酿提案。11月25日，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0项主张。这件提案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民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特园”事实上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大后方，它是开展反独裁、反内战的参谋部，民主斗士的集散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大据点，民主空气洋溢于“特园”。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来重庆国共和谈，43天时间里三次来到特园，会见民盟主要领导人，对当时民主运动作了重要的指示，更为多党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1946年蒋介石在全国的元旦广播中，完全拒绝了中共和民盟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仍然坚持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946年1月10日，根据《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由于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的政协协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专政及其内战政策，确认了有利于人民民主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当年11月，国民党加紧拉拢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为孤立共产共产党，诱使民盟等民主党派出席伪国民大会，民盟坚决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拒不参加伪国民大会。使国民党孤立中共，企图拉拢民主党派的阴谋破产。中共和民盟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向前迈进一大步。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特园，同呼吸，共命运，同进退，结成最广泛、最团结、最真诚的合作关系。当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两种选择时，各民主党派社会进步力量，坚定地与同共产党一道，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崭新的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还是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梦想的桥梁。特园见证了它的萌芽和发展，共经风雨，不离不弃。从特园到天安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从萌芽到成熟的一次飞跃。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完成了外抗强敌、内保统一的历史使命。我们后来人更应该坚持四个自信，秉承正确的政治态度，继承优良的政治传统，继续深化多党合作事业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征程中，不断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丽篇章。
